文章内容来源于中华书局1912，原载于“作家云从龙”
编者按：梅贻琦（1889.12.29—1962.5.19），字月涵，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，曾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校长，为清华大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尤其是担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主席期间，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，刚毅坚卓，勉力支撑，终于在造就人才、发展教育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，从而成就了西南联大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传奇。而西南联大造就的这一批人才，更是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卓越的贡献。
为了表彰西南联大的历史功绩，推动西南联大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深入，中华书局先后出版了一系列关于西南联大的图书，已出版的有《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》、《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》、《蜀道难（附梅贻琦日记、郑天挺账单）》、《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》，即将出版的有《冯文潜西南联大日记》、《西南联大艺术历程》；中华书局古联公司联合张曼菱老师（制片人、总导演）制作了《西南联大专题数据库》。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西南联大，不妨关注关注。
梅贻琦先生之子梅祖彦教授谈到《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》时说：“这本日记包括的时间正是西南联大在昆明八年的关键时期，也是先父一生经历中最艰难的时期。”我们通过这本日记不仅可以了解当时国家的形势、西南联大的办学情况，还可以了解这位“日记主人的作风、情趣、性格和为人”。
今天是梅贻琦先生逝世六十周年忌辰，为了表达对这位“寡言君子”、清华大学“永远的校长”之怀念，我们特意选择推送这篇讨论月涵先生“作风、情趣、性格和为人”的文章，从而让大家了解一个“大概或者也许是，不过我们不敢说。可是学校总认为，恐怕仿佛不见得”之外的梅校长。
昨天晚上终于将《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》（以下简称《日记》）读完，这是我疫期蜗居家中读完的第五本书，前面四本分别是《鼠疫：战争与和平——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（1230—1960年）》《刘航琛先生访问记录》《蒋孝玉口述自传》以及《我的天才女友》。最后一本是意大利作家埃莱娜·费兰特的小说，其他几本都属于历史学范畴的著作。这五本书中，《日记》看的最为仔细，也最是有趣。可能对大多数人来说，《日记》是研究西南联大历史第一手的文献史料，但对我而言，梅贻琦在联大时期的日常生活，尤其是他对酒的嗜爱，远远要比联大的历史更有吸引力。
《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》关于这一点，梅贻琦的公子梅祖彦先生在《日记》前言中早就予以过公认：“例如他喜欢喝酒，酒量很大，这可能是由于当时社交的需要，另外在闲暇时他也常与三五好友品尝美酒。”事实上，梅先生这样的说法相当含蓄，细读《日记》，会发现梅贻琦并不是儿子眼中的“喜欢喝酒”，而是嗜酒好饮。根据我的粗略统计，在其1941—1946年的日记中，仅明确写了自己喝酒的就有一百九十多条，这意味着在六年时间里，梅校长有190多天都在喝酒，这还不算一些只记吃饭没有写喝酒的日记，推测起来，以梅校长好饮善饮的性情，不论是他请别人吃饭，还是别人请他吃饭，应该都不会少了酒的助兴。以此来说，虽则国难当头，但对于喝酒这件事情，梅校长可谓逢饭必饮，每天必喝。
梅贻琦（1889—1962）梅贻琦为何会如此好饮？我赞同梅祖彦的说法，即是出于当时社交的需要。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所大学在1938年初由长沙迁至昆明正式合并更名为西南联大后，由蒋梦麟、梅贻琦、张伯苓（分别是三所大学的校长）三人牵头长组成常务委员会，共同主持联大工作，但由于蒋、张二人在陪都重庆另有公职，很难对联大进行实际上的管理，故而昆明时期的联大，只好由梅贻琦一人领衔主持。这一段时间内，梅氏可谓日理万机，而最占用他时间的事情莫过于各种社交应酬。《日记》显示，不论是在昆明，还是在重庆，几乎每天都有各种登门来访者需要接待。他们或者是学校中的教授，或者是其他各校中熟人、社会上的友朋等，而来访的时间也很不固定，有时在清早，有时则是午后、饭点，还有的会在深夜，来访时间亦不一样，有的“稍坐即出”，有的则“谈颇久始去”，而究竟所谈何事，梅校长在日记中并没有详写，但猜测可能与求职谋生等无不关系。联大时期的梅贻琦，身居要位，前来求其办事或寻求救济者络绎不绝，亦在情理之中。
西南联大部分教师合影。前排左三为蒋梦麟，前排右三为梅贻琦。
这些接待，不仅仅是简单的会客的谈话，其中很多都要陪饭或留饭，如果客人来的正是饭点，梅校长便会十分慷慨地邀请客人一起吃饭，这时候酒便成了必备之需。除此之外，日常工作中的各种饭局也极为频繁，甚至其本身就成了梅校长的工作之一。这些饭局有的是同事同仁，有的是新雨故旧，还有的是社会贤达，更有当时迁移到昆明的各种机关领导、中央派来的随员、欧美国际人士等等，这些饭局，几乎是酒不离口，逢饭必饮。
《蜀道难（附梅贻琦日记、郑天挺账单）》比如1941年1月11日，晚上六点，与云南建设厅张厅长夫妇、黄日光夫妇、汪国舆夫妇等人吃饭，“多数皆有醉意”。3月8日，“晚赴吴肖园夫妇在商务酒店之约”，吴肖园者，当时昆明金城银行经理。4月27日晚七点半，“校友聚餐，在海棠春，共三十二桌，饮酒尚不太多”，酒虽喝的不多，但这顿饭却从七点半一直吃到了十点多，饭后又与家人和一众朋友去利沙喝咖啡，十一点半才回家。又如5月1日晚上，在自己公寓里招待联大航空及昆虫两组讨论会诸君晚餐，摆了三桌，“饮酒稍多”，“疲乏不堪”。诸如此类的记载非常多，几乎伴随梅贻琦主持联大工作始终。从这些记录来看，中国的酒桌文化，或者在酒桌上工作，并不是现在才有的，至少在民国那个时候，已经见怪不怪了。
工作需要喝酒，那么工作之外呢？在我看来，这一点最能体现梅贻琦纵酒买醉的豪爽性情。《日记》中多处记载了梅校长作为一个资深吃货或美食家的不二本色，就像我们今天点了外卖会刷评价一样，梅校长几乎每天都会对自己所吃过的饭菜在日记中进行点评。如果某次和朋友们吃饭，酒肴比较好，他就会打好评，写上“酒肴颇好”；如果一般般，就会打中评，写上“尚可”；而如果酒也不好，菜也不好，那肯定就是差评，写上“酒菜皆不好”。更有趣的是，为了能喝的开心，在和一些关系比较好或者场合随意的饭局中，梅校长会亲自携美酒而去，倘若遇到了同样的酒中豪杰，便会记“亦有酒兴不差者”、“痛饮”、“快饮”，推测局面应是相当嗨皮。而如果座中无人善饮，没喝开心，则会记“善饮者不多耳”、“惜无人能饮者”，流露出满满的遗憾。
如此好酒，酒量又怎么样呢？细读《日记》，也能管窥一二。如1941年1月11日，与云南建设厅张厅长夫妇、黄日光夫妇、汪国舆夫妇等人吃饭，共设三桌，当晚“大家酒兴颇好，共饮三十斤，多数皆有醉意”，又如1942年6月23日“六人共饮大曲一斤”，1943年2月11日，“与饮十余杯”，2月13日“佐以黄酒十斤”，2月28日“饮尽七八斤”，1943年5月8日，“饮酒廿余斤”，9月1日，昆明水泥厂厂长陈作新夫妇请客，座中陈雪屏（余英时先生岳丈）“颇善饮，共饮十余斤，畅快之至”，真不愧为酒中豪杰。
《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》如此好酒，在我目力所及的民国先生中，大概绝无仅有。但是，如果据此就认为梅校长是一介酒囊饭袋，则是大错特错。梅贻琦嗜酒好饮，在很大程度上是性格使然，他的天性即是豪迈雅量之人，纵使在抗战最凶险的“跑警报”时期，依然保持着一种乐观淡定的心态，遇饭必吃，遇酒必饮，义气干云，这样的处世态度，绝非常人所能及。
西南联大常委会会议记录细读《日记》，经常会看到梅校长的两个面孔，一个鲸吸虹饮，酒量惊人，另一个是每临大事，皆能果敢决断，极力维护联大的正常运行。此处仅举一例：抗战胜利之后，联大管理层积极筹备北迁复校，但受内战阴云、经济雪崩等因素影响，联大中部分教授及学生开始倾向于共产主义，学潮频起，到了1946年6月，形势已经非常不容乐观，一边是教授和学生在积极酝酿大规模的游行集会，另一边是国民政府密切盯防局面，时刻准备以铁腕对付之。梅贻琦警觉地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，于是集合联大管理层多方周旋，勠力维护联大利益，尽可能地保护教授与学生。6月25日，梅贻琦飞抵武汉，面见蒋介石，谈话半小时。蒋对何时复校十分关心，梅答复当在双十节前尽力开学。蒋又问下半年联大工作如何开展，梅贻琦听出了话外之音，睿智地回答道：
仍当注重学术研究风气之恢复，倘使教授们生活得安定，研究设备得充实，则研究工作定更有进展，随即提清华教授中近有少数派言论行动实有不当，但多数同仁深不以为然，将来由同人自相规劝纠正，谅不致有多大（不好）影响。（《日记》第270页，下同）
蒋介石对联大的动向显然十分关切，并可能早就部署了干预方案。他之所以如此询问梅贻琦，其实是在试探梅的意图，是否能与他“保持一致”，支持中央的行动，但梅的回答却没有附和蒋的意图，而是不卑不吭地指出当前联大的工作重心及应对策略：“自相规劝纠正”，并不希望政府有所介入。这时候，朱经农（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）在一旁插话，挑明了蒋的关切乃是“东北事件百余人宣言之事”，朱进而建议联大应当改选院系主任，负责者须是“稳健分子”。这番话，很显然是在传递蒋介石的意图。但是，梅贻琦仍不为所动，坚持自己的原则：
至此余乃谓此数人以往在学术上颇有成绩，最近之举动当系一时之冲动，故极希望能于规劝之中使其自行觉悟，则其后来结果必更好。……余继谓此数人之如此或尚有一原因，即其家属众多或时有病人，生活特困难，而彼等又不欲效他人所谓在外兼事，于是愁闷积于胸中，一旦发泄，火气更大。
朱经农和蒋介石听了这番话后态度如何呢？《日记》载：“对方似颇颔首”，“主人点首曰，生活问题实甚重要。”民国之所以为民国，联大之所以为联大，“所谓大学者，非谓有大楼之谓也，有大师之谓也”，一切真相，在梅贻琦与党国元首的这次谈话中，都能够找到答案。
西南联大旧影
